沐鸣2代理1980_2020年,重新定义“新中国制造”
因为2019年对中国制造业来说是成果非凡的一年,正是由于有了扎实的制造业基础,中国在扛住种种猛烈冲击时,才更多了底气。 ·2019年是企业全面爆发的一年。在《财富》杂志公布的2019年世界500强排行榜中,有129家来自中国,上榜数历史上首次超过美国; ·2019年是技术力量飞跃的一年。科创板在短短200多天里就从宣告到改革方案逐步清晰再到正式开板、5G技术进入开放商用的倒计时; ·2019年也是科技龙头迎难而上的一年。华为在内外交困中推出了自主研发的操作系统,格力、小米以科技龙头的姿态首次登陆世界500强。 而引发欧美警惕的5G进程、被卖回电饭煲发源地日本的中国自主研发的“米家IH电饭煲”,就是这些鼓舞人心的产业成就在微观层面的生动落点。 毫无疑问,今天的中国制造已经摆脱了技术落后的刻板印象,开始从低端商品出口国向高质量产品输出国的形象逐渐靠近,争取到了一个被世界审视的资格。正如黑石集团创始人苏世民所说,中国在产业布局上的巨大优势,在可能的“逆全球化”形势下仍然领先。 先声夺人:日本制造的进与退 在成为名副其实的国民骄傲之前,中国制造也曾长期处于品质低下的讨伐声中,而与中国形成对照组的是当时的东亚制造帝国日本。 上世纪80年代,日本制造全面开花,汽车、材料、机床、通讯等产业的产值规模世界领先,以消费电子为代表的工业制成品更被冠以精细、严谨的美誉。 当时的世界中心还不是如今被称作互联网原教旨主义的谷歌、微软、苹果,而是交织着工业时代顶尖技术、梦想与雄心的索尼。
1988年,索尼以随身听、便携式DV和CD唱片立身,相继买下“百年老店”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和哥伦比亚影业。1989年,Sony的标志印在《回到未来2》中各种黑科技产品的显着位置,风光无两。 从Walkman到PS,在平成初年走上工艺巅峰的索尼一手构建起东亚乃至北美地区80、90后的共同记忆,中国粉丝群中流传着“索尼大法好”的传说,直到2003。 当年,索尼季报公布的利润比预期低1000亿日元,公司市值两日内蒸发四分之一。更可怕的是,自此以后索尼的颓势便一发不可收拾。 近十年的挣扎之后,索尼通过千人裁员、剥离业务线、卖资产等粗暴的财务方式走出了一条触底反弹的“微笑曲线”,但索尼在消费电子领域风光不再已是不争的事实。
当人们开始追问索尼帝国为何衰落,其实更应该想到这是日本消费电子产业被追赶反超的必然。 比如广场协定、人口老龄化等无法规避的客观因素,然而最为本质的要素依然出现在日本制造企业内部。 仍以索尼为例。自2001年起,现金流充沛的索尼开始向软件、内容、金融等领域疯狂扩张,核心业务线反而出现了诸多决策失误。Walkman因为不支持mp3格式致使iPod后来居上;电视业务则因为押错技术趋势被竞争对手夏普反超。加之以盈利数据为核心标准的经理人制度遏制了企业的创造力,索尼的产品开始错失重要的技术潮流。 诚然,索尼的工艺依然完备,但产品已经缺乏想象力,甚至还缺乏与时代的适应性,换句话说,索尼产品的局部优势无法掩盖整体产品品质下降的缺憾。 与索尼情况相同的还有松下、夏普、日立等一系列日产消费电子品牌,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时代,它们被拥有超前技术创意和产品革新的谷歌、微软、苹果所取代。 庞大的根基决定了索尼不必急于面对生存之虞,但如何走出平庸,却是整个日本制造都需要回答的问题。 后起之秀:中国制造的起与兴 事实上,中国制造比邻国日本起步晚很多。 建国以来,中国在产业道路上历经了诸多探索,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现代商业的气息才借助市场经济的东风在中国社会蔓延。只不过当时,中国的产业土壤还是一片蛮荒。 在制造业已经臻于成熟的发达经济体眼里,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技术、产品、资金几乎都无从谈起,唯一称得上有吸引力的部分便是一片广袤且未曾开垦的消费市场。基于此,中国开启了相当长一段以市场换技术、换资金的历史时期。 虽然“以市场换技术”促使了部分科技企业在贫弱的特殊时期中存活下来,但更多热衷于赚贸易快钱的所谓科技企业却消失于席卷而来的技术浪潮。因为中国制造的产品多以规模、性价比取胜,而内在的细节工艺、核心技术则长期缺乏竞争力。直接后果是中国制造一度无法形成自主品牌,只能作为日本、美国、德国的“代工厂”存在在世界制造产业链条的下游。 于是,在初代企业家完成了原始积累之后,中国意识到,用市场交换而来的资金、技术,最终目的还是要用来反哺中国制造自身的研发能力。恰巧,中国制造于此时迎来了一个被底层技术革命推到台前的时代红利——互联网时代。 互联网时代是一个信息平权的时代,也是巨头和独角兽在空旷的市场洼地里掘金的时代。在这个波谲云诡的时代,每一个弄潮者面对着同样巨量的机遇和挑战。 风险投资的出现缩短了企业成长的周期、“双创”的扶植给了创新项目试错的空间、上亿用户的体量放大了互联网的技术效应,而白热化的竞争环境逼迫商业模式需在短时间内跑通。 能在领域鏖战里胜出的玩家,必然是那些品质过硬,且每一步决策都恰逢其时的优质企业。 比如华为,一个从工业时代走来,并在互联网时代崭露头角的现象级公司。 华为创立在1987年的深圳,一开始,华为凭借交换机技术以及雷厉风行的销售铁军,将通信设备从深圳坂田中心拓展至全国;2000年初,华为又在短时间内开拓包含俄罗斯、欧洲、北美在内的全球市场。
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华为没有在已有的成绩中固步自封,而是受到了智能终端趋势的启迪,敏锐的将技术产品的重点放在了智能手机的研发中。不止如此,华为还率先成立了海思半导体并且成功研发出了麒麟系列处理器,目前,华为自主研发的操作系统“鸿蒙”也已经浮出水面。 华为被称为“民族之光”,不止因为其产品品质可以代表中国制造屹立于世界一线企业之列,还因为其担负起了互联网企业的榜样职责。 华为及其背后的中国制造所走的,是一条市场规模与技术产品齐头并进的慢慢有为之路。 继往开来:新中国制造的破与立 如前所述,行至今天的中国制造已经吃掉了工业革命的所有红利,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但中国制造正在如曾经辉煌的日本制造一样,站在一个产业发展的瓶颈期。 正如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在2019-2020年年终秀演讲中所提到的,当中国成为全球互联网最令人激动的实验场的时候,也应当发现奇迹正面临着终结。 首先是流量红利枯竭。 从2017年底至今,中国移动互联网人口仅从10.8亿上升到11.4亿,增长了1.6亿人。这意味着从2017年四季度开始,中国移动互联网增量陷入停滞,这也是2019年TMT赛道不再有风口的重要原因。 与此同时,“大公司”也在遭遇危机。 伴随供应链能力的加强和完善,今天的制造领域被解构,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条正在拆分成一个一个独立存在并环环相扣的链条关节。基于此,大型的制造企业囿于其智能化,供应链管理,个性化设计、渠道和品牌能力都呈现出大而不精的特点,从而陷入品质提升和业绩增长的双重被动。 即便如此,我们依然幸运的看到,有许多厚积薄发的中小企业正在试图突破曾被大公司垄断的流量桎梏,思考并攫取下一个可能对产业、消费、制造起到重大推助作用的力量。 最好的案例便是文章开头提到的,将中国自主研发的“米家IH电饭煲”卖回电饭煲发源地日本的小米生态链企业之一——纯米科技。
稍微了解一些中国消费市场的朋友都会记得,中国消费者对日本电饭煲产品的痴迷还仿如昨日。日本作为东亚制造业的翘楚、电饭煲的发源地,不仅包揽了电饭煲市场顶尖制造的声名,更在价格居高不下的前提下吸引了大批中国消费者不远万里前去抢购。 这一切都被小米创始人雷军和纯米科技CEO杨华看在眼里。 为了做好电饭煲,杨华远赴日本请来了前三洋电饭煲事业部开发部长、压力IH电饭煲发明人内藤毅。有了内藤毅助力,纯米科技从电饭煲的底层原理介入,陆续攻克了360°智能IH加热技术、微压力IH电磁加热技术、灰铸铁内胆、粉体涂层等核心技术,并史无前例地将国产电饭煲的精度由原来的1mm提升为0.1mm。
这些让国内电饭煲行业的工艺迅速向精工靠近,具备了“在发源地卖电饭煲”的底气。即便面对挑剔的日本消费者,纯米科技也能让自己的产品在每个细节上打动他们。 不止如此,和以品质见长的日本制造相比,米家电饭煲还有更多优势。 据介绍,纯米科技用了两年多的时间。一方面引进MES系统进入生产工厂做好生产流程管控,一方面寻找先进的3C配件替代落后的小家电配件。同时建立起来的技术与供应链壁垒,让纯米能够做到出色的成本与质量控制。 纯米甚至自主研发了芯片。举例来说,智能电饭煲能够全程感知米量,自动调节火力和烹煮时间,做到精准控温,就依赖于这枚小小的控制芯片所拥有的温度传感与控制算法。 纯米采用定制的自主芯片,与大部分采用通用芯片的智能家电企业相比,一方面可以在芯片信息不公开的基础上,做到技术保密,对拥有多项核心技术的纯米来说,这显然很有必要;另一方面,这也是纯米自身技术实力的直观体现。
时至今日,纯米作为一家致力于担负“国货之光”使命的企业,正在为未来的中国制造做出自己的注解。 所谓“新中国制造”,不再是过去经验的放大化,比如更大的产业规模、更大的线上流量、更大的补贴投入,而是一个以好品质为基础的崭新浪潮;所谓的好品质,也不再只是精细工艺的粗略指代,而是一种集工艺、技术、品牌美誉度、性价比为一体的平衡和突破,同时加以对圈层消费心理的精准拿捏。 可以预见,今后的新中国制造将加速步入产品品质与商业化的深度结合,并基于最广阔的市场、终端应用场景的最大化,从而撬动的价格创新、技术创新和供应链创新。 这一进程宏观上关系着国家的产业安全和抗风险能力;中间还关乎500强、超级平台;同样关乎着中小企业,甚至连个体都有机会拥有自己的创新品牌。 没有人能够预估新中国制造的可能性,因为它是时刻动态的、自我演进的。中国制造如有一天可以以一己之力延伸世界商业的边界,那一刻,意味着新中国制造已经走出了一条独树一帜的创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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