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当下的中国制造业来说，“工业互联网”、“数字化”、“智能制造”，都是非常热门的概念，背后离不开中国正从“制造大国”往“制造强国”转型升级的现实需求。

据国家统计局的报告，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工业基础薄弱，改革开放后工业经济才迎来爆发，1990年中国制造业占全球的比重为2.7%，这一数字在2010年变为19.8%，也是在这一年，中国制造业产值跃居世界第一且保持桂冠至今。但在高端制造方面，中国还需补短板，举个例子，2018年我国进口芯片花了3120亿美元，相当于全年进口总额的七分之一，芯片的进口额远高于原油的进口额。

在“2020中国制造论坛”上，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形容中国制造业出现了“未富先老”的状态，这或许是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的成因之一。那么，在轰轰烈烈的制造业转型升级浪潮中，工业互联网能产生多大的推力？

“未富先老”的中国制造业

蔡昉指出，经济学家建模研究经济现象时，很容易碰到“倒U”曲线——某个指标上升一段时间达到峰值后就会下降，长期来看，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曲线，也是一个“倒U”曲线，这在美国、日本、中国等国家的经济发展中，都出现了。但这三个国家的制造业却有所不同，美国、日本的高端制造业发展势头比中国猛得多，这固然有技术投入与时间沉淀的差异，蔡昉通过数据分析发现，中国制造业占GDP比重的“倒U”曲线与美日的也存在较大差异，中国的制造业，出现“未富先老”的情况。

蔡昉用数据展示，美国在1953年出现制造业占GDP比重下降趋势，当时美国的农业劳动人口占总劳动人口的比例为7%，当时的美国人均GDP换算成现在的可比价格是人均16443美元；日本在1970年出现制造业占GDP比重下降趋势，当时日本的农业劳动人口占总劳动人口的比例为19%，当时的日本人均GDP换算成现在的可比价格是人均18700美元。而中国在2006年左右出现制造业占GDP比重下降趋势，当时中国的农业劳动人口占总劳动人口的比例为43%，当时的中国人均GDP换算成现在的可比价格是人均3069美元。

对比美日，中国在人均GDP尚且很低、农业劳动人口占比较高的时候，出现了制造业比重下滑的趋势，这在蔡昉看来，是“早产”型制造业比重下滑，即使是对比巴西、阿根廷这两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制造业比重下滑得还是太早。

蔡昉给出数据，阿根廷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制造业比重下滑趋势，当时的人均GDP换算成现在的可比价格是7292美元；巴西在20世纪80时代初出现制造业比重下滑趋势，当时的人均GDP换算成现在的可比价格是8317美元。

蔡昉认为，制造业比重过早下滑不是理想的状态，人均GDP水平较低，意味着制造业还未具备高端化的基础，中国制造业比重过早下滑与制造业劳动力的短缺有关，当第二产业的生产率尚且高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时，劳动人口就流出第二产业。

蔡昉分析，制造业的聚集通常只靠两个比较优势，一是成本优势，包括获得劳动人口、土地、原材料等方面的价格优势，二是规模效应，包括上下游产业链的聚集程度，粤港澳大湾区等城市群还能进一步加强制造业规模效应，而我国农业劳动人口比重虽然在下降，还有进一步下降的空间，从农业转移出来的劳动人口可以投入到制造业来，因此，我国的制造业发展尚且有潜力。

工业互联网浪潮与中小企业困境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政府积极引导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而在企业层面，很多企业来到了不得不转型的关口。

“过去这些年，中国的落后产能所体现出来的问题，社会是有共识的，制造业对自身现状也慢慢有充分的认识，你不认识也没办法，你会在市场竞争的过程中感受到很多压力，包括招不到人才、人工成本不断提升、企业盈利压力越来越大。”美云智数总经理金江在论坛上说道。

徐工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工业互联网事业部副总经理黄凯在论坛上分享了一个制造业老板的故事，这名老板的工厂有100多名员工，工厂一年下来的盈利只有103万，如果关停工厂，将厂区的楼房顺利租出去，年租金能有300万。相对互联网、金融等行业的高毛利率，制造业的钱并不好挣。

尽管“工业互联网”看起来高大上，但占到企业数量90%的中小企业，不一定会大力拥抱，这跟工业互联网处于起步阶段、前景未明，中小企业较为谨慎有关，也跟中小企业数字化基础薄弱有关。

金江在论坛上坦言，推广工业互联网平台时，遇到的最大问题还是企业一把手不够坚定。应用工业互联网，意味着要花钱，这个钱不像购买一台设备，这个钱花得看不见摸不着，花了这个钱，可能还需要对企业的组织结构、生产流程进行重新的梳理，某个部门可能会被削弱重要性甚至被裁撤，这会触及管理该部门的高管的既得利益；花这个钱背后的理念、操作模式对于一些制造业企业老板来说，可能是全新的，全新的事物天然会难以被相信、被接受。如果没有一把手的决心推动，工业互联网改造通常会被束之高阁。

黄凯则分享，即使鼓足勇气踏出了应用工业互联网的第一步，对于中小企业来说，也不意味着一帆风顺。黄凯的一个客户向他反馈，公司上了新系统后才发现，厂区里三分之一的工人不识字，CEO说系统维护太难了，如果培训员工，估计要花好几个月，无形中增加了员工的负担。

金江强调，做转型升级，中小企业要做好万里长征的心理准备，“第一，你们要有希望，一定可以做到；第二，要有决心开始，只有开始了才有完成的那一天，你一直只在那里想，就只能看着大潮不断往前滚，最后你就会被淘汰。”

美云智数是美的集团旗下做工业互联网的企业主体，金江回顾，美的集团也花了七八年去做转型升级的准备，在这个过程中，很难从外部招聘到合适的人才，整个市场都很缺能将IT和OT结合起来的复合型人才，美的集团工业互联网方面的人才，很多都是从内部培养起来的。

金江劝告中小企业，工业互联网是个很大的概念，涉及企业的内部生产、外部供应、营销等多领域，不要太赶时髦地全领域改造，企业有盈利的压力，可以优先解决最关键的痛点，一步一个脚印。

政府助力

处于发展初期的工业互联网，还相当依赖政府层面的推动。佛山是中国重要的制造业基地，2018年，佛山GDP刚刚迈过万亿元的门槛，佛山的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能达到55%,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全国范围的统计层面只有33.9%，作为非一线城市，佛山的工业增加值能在全国的城市中排到第六。

据佛山市市长朱伟的介绍，佛山的工业体系涵盖制造业的各行各业，机械装备、家电家居、陶瓷建材、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优势传统产业基础雄厚，机器人、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新材料等新型企业蓬勃发展，佛山是国家发改委批准的全国唯一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中国改革试点城市。

佛山以制造业安身立命，当地政府相当有意愿推动工业互联网渗透本市制造业。

朱伟在2020中国制造论坛上表态，佛山将发挥佛山市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等社会专业机构的力量，开展工业互联网走向产业集群活动，通过标杆企业的现身说法、场景式的体验，普及工业互联网技术，加深企业对应用工业互联网转型升级的认识；将落实省级上云上平台奖补政策，实施奖补，降低企业信息化一次性投入成本；围绕中小企业与供应商工序不匹配的问题，将加快建设工业互联网产业生态供给资源池，选取传统优势企业开展产业集群工业互联网数字化转型的试点，组织供应商联合体与集群企业开展精准对接；围绕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佛山市将着力深化工业互联网上下游和金融机构的对接，鼓励金融部门加大对工业互联网的投融资服务。

朱伟表示，就政府层面如何推动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发展，他提出四点思考，一是在关键共性技术研发上加大支持力度，例如在智能传感器、云化工业软件、网络通讯等领域的技术瓶颈以及5G、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区块链等前沿技术在工业互联网的用研究给予更多的科研支持；二是在深化智能+融合下功夫，以工业互联网为依托，支持中小企业推动设备制造业、跨领域生产设备与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和数据的集群共享，引导企业借助工业互联网平台转型升级，加强标准开放和协议兼容；三是要给予实验验证和标准推广等给予更多的支持；四是要重视营造健康安全的工业互联网发展环境，例如法规的完善、安全责任的厘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