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70年，中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跨越，作为国民经济主要支柱、技术创新重要来源、人民生活物质保障的制造业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新中国制造业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步，经过七十年的里程，目前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国和制成品出口国并在向制造强国大步迈进，这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奇迹。

新中国70年制造业取得伟大成就

1949年成立之初的新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国，工业基础非常薄弱，产业体系很不完善，工业化水平很低。以净产值衡量，工农业结构中农业比重高达84.5%，工业占15.5%，其中重工业只占4.5%（刘海飞。2017）。经过1949-1952年间的恢复和发展，工业总产值由140亿元增加到349亿元，按可比价格的年均增长率达到34.8%。但即使如此，工业占GDP的比重仍然很低，1952年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50%，工业比重仅为17.64%。在工业中，机器大工业的比重低，1949年，机器大工业只占17%，农业和手工业还占到83%（汪海波，1987）。

经过新中国70年的建设和发展，中国制造业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成就。1997年，中国制造业规模居美、日、德之后，列世界第四位；2001年超过德国，2007年超过日本，2010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2017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35584.04亿美元，占世界的比重达到27.02%，是美国的1.64倍。按照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数据，中国22个制造业大类行业的增加值均居世界前列，其中纺织、服装、皮革、基本金属等产业增加值占世界的比重超过30%，钢铁、铜、水泥、化肥、化纤、发电量、造船、汽车、计算机、笔记本电脑、打印机、电视机、空调、洗衣机等数百种主要制造业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位。2017年，中国制成品出口额达到21251.24亿美元，占世界出口总额比重高达17.48%，比制成品第二出口大国的德国高7.09个百分点。其中，电子数据处理和办公设备、纺织、服装的出口额占世界比重分别高达33.86%、36.60%和33.60%。可以说，中国已经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积贫积弱的农业国转变成一个拥有世界上最完整产业体系、最完善产业配套的制造业大国和世界最主要的加工制造业基地。

70年来，中国制造业不仅实现了数量的扩张，发展质量也有了显著提高。从整体上看，中国科技创新能力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2017年R&D强度达到2.12%，虽然与美、日、德等传统制造业强国仍有较大差距，但已经超过英、意等发达国家以及欧盟28国1.94%的平均水平，SCI论文发表量、专利申请和授权量连续多年居世界前列。中国制造业在许多高科技领域实现了重大突破。千万吨级大型炼油设备、超超临界火电机组、核电设备、750 kV交流输变电成套设备、日产4 000吨大型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60万吨乙烯、30万吨级合成氨、百万吨级钾肥等重大装备实现完技术自主可控、技术水平居世界前列，高速铁路机车及系统成为“中国制造”靓丽的名片，液晶面板打破了韩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企业垄断的格局，通信设备全球主要四家供应商中国有其二且华为市场份额世界第一，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能力实现突破且能够设计最新制成的集成电路芯片，自主研发的大飞机C919实现试飞，国产支线客机ARJ获得适航许可证并进入批量生产；在载人航天、月球探测、量子通信等一系列尖端领域实现了进入世界第一梯队。

中国制造业伟大变革的历史机遇

中国制造业的伟大历史成就离不开自力更生，同时也很好地抓住了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全球化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生产方式变革等历史发展机遇。

新中国成立之初，以核能、信息技术的大规模商业化应用为代表的科技革命正在兴起。虽然新中国在当时面临着美国等西方国家封锁制裁以及1960年中苏交恶后的严峻外部环境，但是仍然集中力量进行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建设，特别是重点发展电子与核工业。1960年11月，中国第一枚导弹发射成功；1964年10月，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两弹一星”的成功，打破了帝国主义的核垄断，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拥有核武器与卫星的国家，不但提高了国际地位，而且增强了国防安全保障能力，为我国后续发展迎来了稳定的国际环境，也为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奠定了必要的物质与人才基础。

二战之后，在关贸总协定和WTO等多边和双边经贸协议的推动下，贸易和投资壁垒不断下降，兼之主要国家放松产业管制、新兴技术加快发展，经济全球化成为大势所趋，人员、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动水平不断提高。特别是在信息技术、航运技术的推动下，产品的模块化程度从而生产的可分解性提高、通信技术的发展大幅度降低国际间经贸往来的交易费用，集装箱、航空等技术的发展使运输成本显著下降，国际分工由发达国家出口制成品进口原材料、发展中国家出口原材料进口制成品的水平产业间分工向全球价值链的价值链环节分工即产业内和产品内垂直分工转变。中国的改革开放抓住了发达国家离岸外包和全球垂直分工的趋势，充分发挥了劳动力丰富、工资水平低的优势，快速融入全球分工格局，承载了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劳动密集型环节的转移，2001年加入WTO进一步降低了中国加入全球分工体系的壁垒，迅速发展成为世界主要的加工制造基地。

新中国成立的70年也是生产方式显著变动的70年，通过与生产方式的变动方向相适应，中国制造业保持和加强了国际竞争力。在工业革命之前，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主要是利用简单的工具进行手工生产，产品以少量定制为主。工业革命之后，水能、煤炭和电力为驱动力的机器获得广泛的应用，人类进入机器大工业时代，产品以大规模生产为主。信息技术的发展使机器可以按照预先设定的程序工作，自动化时代到来，且模块化、计算机辅助设计、可重构生产系统的应用使大规模定制成为可能。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工业革命，正推动制造业进入智能化时代，个性化定制模式已经出现（李晓华，2018）。改革开放之后，随着资本的积累，中国制造业的单厂生产规模迅速扩大，规模经济显著提高，在大规模生产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制成品的价格优势。同时，中国制造企业也在不断利用信息化技术优化生产线、改进产品架构，从而提高生产效率、产品质量，并能够更快速的对国际市场变化做出响应。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无论从国家层面还是企业层面都在积极推动制造业的智能化转型。由于中国人均GDP已经接近一万美元，工资水平和其他生产要素价格也相应的大幅度提高，中国制造业赖以发展的成本优势正在削弱。通过机器人换人、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产品检测等智能化改造，可以在提高生产效率、保持中国制造业物美价廉优势的同时，进一步提高中国产品的性能和质量，真正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中国价格向中国质量的转变，实现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

中国制造业伟大历史成就的经验

新中国成立短短70年间基本实现了工业化，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中国奇迹”。中国压缩型工业化历程不但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和制造业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世界其他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提供了中国经验、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制造业的成功可以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的结合。

一是顶层规划与基层活力相结合。新中国成立伊始就着手制定经济发展计划或规划，至今已经实行了十三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中国的规划体系既包括综合性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市总体规划，也包括不同领域、不同产业的专项规划；不仅包括短期规划，也包括中期或中长期规划；不仅包括中央政府层面的规划，也包括地方政府、部门、园区层面的规划。顶层规划有利于形成共识，保持发展方向和政策的稳定，加强对企业的引导。同时，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中央和地方财政分权改革等改革举措，有效地调动了地方、基层、企业和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党的正确领导与个人能动性的有机结合，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保证。

二是政府作用与市场手段相结合。市场在调动微观组织和个人的积极性、发现价格、配置资源、应对不确定性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的腾飞得益于市场化导向的改革。但是市场机制也有其自身的缺陷和不足，因此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帮助纠正“看不见的手”的失灵，如在基础设施、研发等具有巨大正外部性的领域，在限制垄断、促进竞争，维护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等方面。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转轨国家，一方面由于“市场本身是一个最基本的公共产品”，而创造市场需要支付巨大的社会成本，政府可以加速市场机制的形成和完善（文一，2016）；另一方面，作为后发国家，如果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按部就班的发展只能亦步亦趋地跟在发达国家屁股后面，而通过发挥产业政策的作用可以在某些产业领域实现追赶和超越，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发展历史上都表现出产业政策对制造业赶超发展的重要作用。

三是比较优势与能力建设相结合。根据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按照比较优势参与分工，能够使参与分工双方的福利都获得增长。改革开放之前受特定的国际环境的约束，我国实施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虽然对建立中国工业基础、保障国家安全起到重要的作用，但是也造成了要素价格的扭曲、产业结构严重失衡、人民生活受到影响。改革开放之后，我国通过发挥要素成本低的比较优势迅速成为国际分工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但是也要看到，大卫·李嘉图时代是工商业不发达的农业化社会，生产要素以天然资源为主，而当前的社会已经是一个工业制成品、快速演进的技术和大公司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知识、技能成为生产要素的重要来源（戈莫里、鲍莫尔，2018）。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国际竞争力主要不再依赖于自然资源、人口、交通区位等天然要素，而是依赖于通过人力资源发展和技术创新形成的内生能力。中国制造业发展在发挥比较优势的同时，通过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的积极作用，制造业整体以及在一些制造业领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能力。中国制造业的能力整体上表现为较低的制造成本、完善的产业配套、快速的商业化能力、不断增强的创新能力等所构成的综合竞争优势（李晓华、李雯轩，2018）。

四是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相结合。后发国家由于有发展道路、技术发展路线等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可以借鉴，因此相对于先发国家具有“后发优势”。“后发优势”在技术创新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通过向先发国家的学习和引进技术，后发国家可以降低甚至避免技术创新中的不确定性，跳跃技术发展中的一些阶段，从而加快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帮助新中国在较短的时间内初步建立了工业体系。改革开放后，通过技术引进授权、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购买国外先进装备、融入全球价值网络等方式，中国从发达国家获得大量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了制造业发展水平的快速提高。但是完全依靠技术引进只能缩小与领先国家的差距而无法实现赶超，因为“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习近平，2018），而且在一些新兴技术领域，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处于基本相同的起跑线上，都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因此必须依靠自主创新。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引进、消化、吸收继而再创新，中国制造业在许多产品上形成自己独特的优势；在人工智能、量子通信等前沿技术领域通过自主创新也已进入世界领先梯队。

五是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结合。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不但可以获得更广阔的市场发展空间，而且可以发现领先用户的新需求及前沿技术发展带来的市场机遇，全球市场竞争的压力也能够促进国内企业不断提高效率。在改革开放之初，国内经济发展水平低、市场容量有限，国际市场为发挥中国国内比较优势、扩大生产规模、发挥规模经济提供了条件。随着中国成为世界最大制造业国家的制成品出口国，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已经离不开国际市场，未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等高成长发展中国家将给中国制造业发展提供持续地发展空间。但另一方面，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国内市场既是制造业发展的根本目标，也为制造业能力的提升提供了稳固的后方。经济增长、收入提高带来的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为制造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许多先进技术只有在市场的支持下才能不断迭代、完善、提高，而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容量为缩小技术差距、实现技术赶超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可以看到，中国在发电设备、建筑机械、高铁系统等领域的超越都是与规模巨大且占有相当高比例世界增量份额的国内市场分不开的，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也得益于巨大国内市场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