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制造业重新成为全球经济竞争焦点的过程中，国内出现了一些不同声音，比较突出的是把工业化等同于耗能污染、产能过剩，设想用服务业的发展代替制造业的发展来拉动整个经济的增长。对此，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1月13日在第九届中国经济前瞻论坛上表示，“我丝毫不反对服务业的发展，服务业当中发展最快、占比最大的也是生产性的服务业。在我国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制造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会出现下降，但这种下降并不意味着制造业的重要性也会随之改变，相反，制造业作为技术创新和服务业发展的基础依托的地位和作用将更加突出，始终是实现经济良性循环和把控经济命脉的关键所在。”

苗圩指出，党的十九大作出了“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论断，强调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加快建设制造强国。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徐工集团考察时，再次强调，“抓实体经济，一定要抓好制造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2018年重点工作时，明确提出，“紧紧抓住制造业这个根基不放松”、“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向深入，推进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这些重要的论断和指示，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着力发展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为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做强做优“中国制造”提供了根本的遵循。

他认为，全球制造业正在发生更深层次的变化，给我国制造业发展环境及应对策略带来的深刻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

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的主要发达国家反思并审视“脱实向虚”的发展模式，重新聚焦实体经济，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力图重振制造业，并不断扩大竞争优势。比如，美国发布了“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德国提出“工业4.0”，日本启动“再兴战略”、法国颁布了“工业新法国”、英国实施“高价值制造战略”等。与此同时，其他新兴经济体也在加快推进工业化的进程，试图利用低成本的竞争优势，加紧抢占国际的制造业市场份额，打造新的“世界工厂”。这些给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带来了“双向挤压”的竞争态势，优化发展环境、加速转型升级，成为我国制造业发展的一种必然选择。

虚拟经济过热带来的一个客观后果，就是产品要素纷纷从制造业领域抽离，向金融、房地产等行业过度集聚。对此，苗圩认为，“我国作为一个大国，要强大必须依靠实体经济，依靠工业和服务业的共同带动，依靠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决不能泡沫化。中国经济要想成功地转型升级，要实现现代化建设目标，就必须做强做优‘中国制造’。”

纵观世界工业发展的历史，在机械化、电气化和信息化引领的三次工业革命后，以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为核心特征的新一轮工业革命正在蓬勃兴起。苗圩以美国和德国为例，说明了主要发达工业国家如何基于各自的比较优势，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最佳路径。他认为，“新一轮工业革命为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无论采取怎么样的实现路径，根本上都是在促进信息化与工业化的深度融合，最终实现智能制造，可以说是殊途同归。”当前我国制造业尚处在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信息化并存，不同的地区、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企业处于发展不平衡的阶段。相对于工业发达国家，我们的发展环境更为复杂，任务更为艰巨。“无论是制造业向高端发展，还是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与制造业的融合发展，都要循着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方向，一步一步地发展，不可跨越一个阶段，直接进入后一个阶段，更不能一窝蜂、一阵热、炒概念，而是真正做好当前的事情，落实到提升制造业的质量和效益上来。”苗圩如是说。

苗圩表示，近年来，经济全球化出现了波折，保护主义、内顾倾向在抬头，国际经贸规则面临挑战，新的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日益在形成，全球生产网络和分工体系加速重构。在各方力量的博弈下，“全球化”正在寻找新的方向，从过去由发达经济体主导，强调规则先行，转变到现在新兴经济体开始深度参与，更多强调互利共赢和发展导向。

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工业化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跃居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产业技术水平越来越接近全球前沿，整体上处于技术追赶的后半程。苗圩说，“像高铁、特高压输变电、通讯设备等部分领域已经跻身世界先进行列，这意味着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进入了战略攻坚期，将从量的积累、点的突破逐步转为质的飞跃和系统能力的提升。”中国产品、中国企业、中国制造将在更高水平、更深层次上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产业创新方式将走向更加开放，产业协同、跨界协同、跨境流动将成为普遍的现象；创造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的政策环境越来越成为全球化进程中各国所关注的优选项和追求的目标。